鄭和發現美洲說平議
孟席斯的《1421 年中國發現世界》是這種可能學說的起點，作者用了大量時間做資料搜集，分析，企圖使這個具爭議性的假設引起廣泛關注。
我們先嘗試從各種資料去分析，判斷其可能性。
船艦：
鄭和船隊約有大小船舶二百餘艘，是一支特混聯合船隊。包括寶船、馬船、糧船、坐船、戰船等等。其中寶船是鄭和船隊中最大的海船。它在船隊中的地位，相當於今日大型艦隊中的旗艦，為整個船隊的主體船舶。根據《明史》等有關史料所見，寶船尺度最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者，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航行設施也不同於一般，大型寶船設有九桅、張十二帆，其「蓬、帆、錨、舵，非二、三百人莫能舉動」。
鄭和下西洋遠征船不僅種類多，數量多，在品質上也達到了相當的水準。明代造船基地遍佈全國瀕海沿江各地，官辦的造船廠不在少數。當時的造船業在吸取以前的管理經驗的基礎上，創立了用工限額、材料驗收、木價核算、量材使用以及船舶檢驗等各種較為嚴密的制度。造船場內部的分工也很細緻，一些大的造船場，還附設有帆篷作坊、纜索作坊和鐵鑄作坊等等。
據載，寶船的排水量3100噸，載重約2500噸。
鄭和下西洋船隊的每艘船上，均配有羅盤，由二十四名官兵掌管航船的方向，這種羅盤的精度很高，採用二十四個方向，各以天干地支與八卦五行命名，標記方位，這是當時最先進的航海技術。
從事船舶設計、船型技術論證及船舶教學與研究工作四十餘年的武漢理工大學交通學院席龍飛教授表示，寶船長超過一百米，排水量超過萬噸，是當時世界上第一艘萬噸巨輪。
相對而言，1492年哥倫布從西班牙開始美洲航海探險時所率領的船隊只有3隻帆船， 最大的“聖瑪利亞”號僅120噸，34米長，另兩隻較小的船隻有60噸和50噸。哥倫布航海船隊最大時也只有17隻船，最大的船隻載重量只有200來噸。
鄭和下西洋有二萬七千余人之眾，相比後來的哥倫布、達•伽瑪、麥哲倫一百至三百人的航海規模可謂壯觀之極。
分析：
在客觀條件上並沒有不能發現美洲的理由。即使中國史書上記載的船隻大小有所渲染，但它仍然有足夠條件成為當時最有遠航能力的艦隊。也有人懷疑船隻所用的材料只是木材而已，而不是一些堅硬的材料。但試問當時哥倫布使用的又豈是鐵甲蒸汽船？更何況鄭和曾到達非洲東岸這點卻是肯定得多的史實，這證明了船隻遠航能力並不是最主要的否定理據。
技術及資源：
《鄭和航海圖》
原名是《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因其名冗長，後人簡稱為《鄭和航海圖》。原圖呈一字形長卷，收入《武備志》時改為書本式，自右而左，有序一頁，圖面二十頁，最後附“過洋牽星圖”二頁。是鄭和下西洋的偉大航海成就之一。繼承前人航海經驗的基礎上，以鄭和船隊的遠航實踐為依據，經過整理加工而繪製的。這本圖集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航海圖集。現代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一書指出：“關於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問題，米爾斯（Mills）和布萊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細的研究，他們二人都很熟悉整個馬來半島的海岸線，而他們對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作出了很高的評價。此外，馬爾德（Mulder）最近還從領航員的角度研究了這些資料。在這些圖上遇有海島的地方，一般都繪有外線和內線，有時還為往程和返程分別畫出了供選擇的航線。「誤差一般不超過5，這對於1425年的舵工來說，可以認為是極好的了。」
明抄本《瀛涯勝覽》曾記載，鄭和船隊人員有官校、旗軍、勇士、通事、民稍、買辦、書手等，通計有27670人。鄭和七下西洋，每次人數不盡相同，但大約都不少於27000人。同時，人員的分工上也十分嚴密細緻。主要分為首腦指揮人員、航海技術人員、軍事人員和後勤保障人員四部分。
而1492年哥倫布從西班牙開始美洲航海探險時所率領的船隊僅88名水手，哥倫布航海船隊規模最大時船員為1200－1500人，1497年達•伽馬遠航印度船隊約有170人。1519 年麥哲倫環球航行的船隊水手總數才為268人。
此外，鄭和下西洋歷時之久，次數之多也遠在哥倫布和達•伽馬統率的船隊之上。
從1405年開始，到1433年結束，他前後七次遠涉重洋，共歷時達28年之久，而哥倫布航行共4次，前後歷時13年（1492－1504年）。達•伽馬航行2次，前後歷時6年（1497－1503年）。麥哲倫的環球航行始於1519年，1521年他在菲律賓群島與當地人民發生的衝突中被殺死，前後不過兩年。
分析：
當時中國的航海技術和人力資源的投入，客觀證明了確實有這種可能。而且七次遠航用了二十八年，即使其間發現了美洲，也不能算是一件很叫人意外的事件。
政治動機：
對於鄭和多次遠洋的動機，眾說紛云。例如尋找失蹤的惠文帝，到聯合東南亞諸國共抗帖木兒帝國入侵等等，但比較合理的解釋似乎只是單純宣揚國威而已。理由是如果要找尋一個失蹤皇帝的下落，無需調動如此巨大的艦隊和人力。而聯合他國對抗帖木兒更是不合常理；如果視對方是如此巨大的威脅強敵，明朝也不可能不強化邊防軍力，卻浪費資源去建立一隊「外交使節團」，再加上也不合符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外交方針，它從沒有聯合海外諸小國共抗西或北面外族的先例與觀點。此外，如果此假設是成立的，想要包圍孤立帖木兒帝國的話，也絕無反向遠渡到東方的日本的道理。（冊封室町幕府三代裝軍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
至於認為當時剛剛經歷靖難之變，國家缺乏足夠資源和動機去探索新世界，更是自相矛盾的觀點；如果這是對的話，那麼當時根本連鄭和下西洋到東南亞這件事，也不可能發生了。
經濟貿易也不可能是主要動機，明代中國不是歐洲分裂的小國，它缺乏互相有無這個最重要的交易動機。而且即使事實上很有利可圖也好，明朝政府卻沒有意識到。
分析：
由此觀之，最合理動機只是宣揚國威而已。讓明朝中國的名字在海外遠傳，那確實有嘗試發現新世界，到達未知遠方的誘因。
各種遺留的文獻和遺跡：
這方面確實種類繁多，認為鄭和真的有到過美洲和反對的學者人們，各有各的不同證據。從收藏家劉鋼那張疑點甚多的《天下全輿總圖》，到不準確的「大明混一圖」，又或者最遠只記載到非洲東岸中部的「鄭和航海圖」等等，甚至用紅木造的船隻殘駭，到盛載微晶灰岩，沉沒在加勒比海的平底船，到《弘仁普濟天妃官》碑文的正確解讀或誤解，到美洲人有著中國人的ＤＮＡ等等，都成為兩方學者的爭論理據。
分析：
這些資料其實都非常容易找尋得到，而我不選擇在這裡再次重覆（儘管它可以使本文顯得非常有學術氣息和深度），是因為我覺得作為歷史事件的理解和研究，其實這些都不是重點。
英國有一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他改變了我做歷史研究與探索時的態度。他的觀點是，歷史學者並不應該是一群機械人，也不是科學家，應該探討的，並不是一件文物，遺跡，雕刻的真偽，不是為了這件或那件出土文物而爭論不休──那其實是考古學家的工作──歷史學者應該是以一個更廣大的角度去觀察歷史，去理解事件的關係，去組織一切。
套用現在的例子，就很容易會發現，只埋首於那些浩如煙海的出土物件和遺跡之中，是如何的令人們失去焦點了。好像說，當我們認為紅木造的船很可能是鄭和船隊的船隻時，卻遺忘了其實其他中國漁民，海盜也可以是此船的製造者；又或者當我們對《天下全輿總圖》的真實性屑之以鼻時，卻遺忘了即使這圖是假的，也不等於事情沒有真的發生過。這種邏輯謬誤等同如果有人做了一個假的秦始皇雕像放在兵馬俑中間，我們甚至連他是真實歷史人物也不再相信一樣。
結論：
這是一份功課報告，責任上我應該找尋各種證據資料，然後填滿這張紙上的空白。我確信這確實是作歷史研究的人必要工作的一部份，對真實史料的追求和實事其是的準備。
但比起這種抄寫，複製貼上的工作，我更對於歷史學者另一個更重要任務，就是把歷史事件更正確的理解，對因果關係更明確的指出，較有興趣。誠然，歷史學者不是作家，只能有多少材料做多少文章，不能憑空胡亂猜測，像寫小說一樣。可是，研究的文章更不應一堆一堆數據和證供的堆砌。文章中有著自己的思想和創造意念，很可能是更為有意義的工作。
利用這些觀點，重新審視這件歷史事件的可能性，就清楚得多了。古代不同現代，記錄歷史往往都有著宗教或政治上的原因──這些才是推動當時學者把一切整理，記載的理由。也基於這種緣故，其實古代史是很缺乏一般人文活動，和平民大眾行為的記載，中國歷史尤其明顯。所以才會有人認為，中國歷史一直都只是統治者的歷史，記載的重點往往只集中於跟朝庭政府有關的人物事情而已。
於是，如果我們真正想探究的，是東方文化和美洲文化有沒有在更早時期曾有過接觸過，只著眼於鄭和一人，就尤如我們只著眼於徐福有沒有到過日本，而不是中國與日本兩個不同文化是怎樣首次接觸在一起般，失去了重點。
事實上，當歷史記載是歷史人物所推動時，真正的歷史卻往往並不是如此。在鄭和到達每一個海外小國之前，中國漁民，海盜，商人很可能早已把一切地方都踏遍了，他們反過來成為了鄭和艦隊的導遊和帶領者。
因此，當發現的文物不能證明鄭和是第一個美洲發現者時，它很可能卻證明了中國人（甚至其他外國人也可能是）早已踏足過這塊神秘的大陸。
作為中國文化的一部份，我們都希望中國人其實才是真正第一個發現美洲大陸的人，但真相很可能是，那只是一種很蒙蔽和天真的想法。不論是哥倫布又或者鄭和，可能他們都只是後來者而已，真正的第一人可能是某位無名無姓的漁夫平民。只是沒有歷史學者為他著書立說，他也不察現他做的事情原來是那麼劃時代的，結果就隱沒在歷史洪流之中。
但回到這個題目之中，鄭和有沒有真正到過美洲？我的想法卻是否定的，而且理由也不能算是很複雜。
一隊二萬七千多人的航隊，事件經歷了二十八年，如果真的有到過美洲，又怎可能可以被兵部一個官員（車駕郎中劉大夏），又或者李自成或清兵的一場大火（記錄全被燒掉）就可以完全抹殺？
即使被視為最高機密，人多口雜，二萬七千多人又怎不會把事情洩漏？即使想像建古代陵墓一樣殺人滅口也不可能。遠航持續了近三十年，需要的專業知識人才其實極多。不顧保持以後出洋的順不順利，只基於保密理由而大殺船員將校，也不是合理做法。
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到美洲的記錄卻完全煙沒，相反到達東南亞以至非洲東岸中部的證據，卻可以保存下來？明朝政府也沒有一個很合理的理由，認為往東才是最高機密，往西的卻可以在民間流傳。
在以上的簡單歷史問題在得到完滿解答前，「鄭和有沒有到過美洲」這個議題不能變成一個認真值得爭論的真正歷史懸案，而只是一個有趣新鮮的假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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